法教义学禁止我们采纳不专业的表面解决办法，并迫使我们以适合它们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当然，这不是说法社会学不涉及意义，因为人的行为是在自我理解和相互理解中展开的行为。只要价值判断不可避免，法政策学就是法教义学活动中的不可或缺的补充性和辅助性学科。

一方面，法教义学必须对特殊利益导向的法政策进行批判性审视。与此不同，法教义学固然也会涉及法律相关活动者的行为和关系，但其关注点不在于行为和关系本身，而在于其法律上的意义。法教义学的要旨在于对价值判断作类型化和固定化处理，从而为后续的评价行为提供较为稳定的标准，限缩适用者的自由裁量权。有时，这种体验与察知可能直接来自法官个人，因为他本身也是社会共同体的一份子。他们对私法制度的经济功能进行研究，并从目的合理性的立场出发对其实效进行评判。

在此，各种理论和方法及其追求的价值标准在这个场域内不断试错、彼此交锋和竞争，推动法教义的发展。作为知识的法教义学指的是由各个领域的法教义或者说法律学说构成的整体。最后，就此种情形而言，亦非全然否认个人处分权，仍可经由其事后的追认或承认，产生免除或减轻责任的效果。

[18]位，故它仍是自由基本权利行使的一种方式。其主张同意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不取决于行为能力，毋宁只要具备自然意义上的智力成熟即为已足，[66]因为承诺者是否拥有必要的洞察能力和年龄没有关系。[9]基本法施行后，基本权利变成主观权利，放弃因而日益重要。[120]即便被检查对象同意，也不能由男性工作人员为之，否则，构成对被检查者人性尊严的侵犯。

费辛格指出，目前已经形成的有力说认为，其应在关涉的基本权利的高权措施作出前作出，并且在高权措施作出之时依然存在，唯有如此基本权利主体才是事件的主宰，并且对全面保障基本权利而言，这无疑是必要的。[109]只要其遵循自愿、合法、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则导致权利保护的放弃。

（五）不得损害第三人基本权利基本权利放弃不得损害第三人基本权利，该见解几乎具有自然法上的说服力。联邦宪法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基本权利放弃的有效性以基本权利主体有同意能力且未受到胁迫为前提。[26]则不能主张住宅不受侵犯权的保护。[48]在基本权利主体同意的情形下，可将之视为放弃法益保护，这种放弃可正当化基本权利干预。

不行使基本权利之可能性构成自由权核心功能之一，可以视为自治行为的体现。再如，《行政诉讼法》第58条和第62条对视同撤诉和撤诉两种情形作了规定，不过，考虑到行政诉法保障的不止是公民个人公权利，仍有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客观功能，故授予法官以裁量权决定是否继续审理。[97]参见注[36]，第197-198页。[35]行为人系为基本权利主体行事，是其执行事务的工具。

[56]与之相适应，有关基本权利放弃问题的讨论也发生了后移，由此也需要充分把握基本权利放弃在各阶层中的功能。[8]只不过，无论是在帝国宪法还是魏玛宪法中，基本权利都只是方针条款或立法指南，非服务于个人利益的主观权利，不发生放弃问题，故未得到更多关注。

不过，由于宪法本身甚少对基本权利放弃直接加以规定，这也意味着在相当程度上需藉由法律形成或者具体化基本权利放弃的规则。基于此，本文拟在相关研究基础上对其概念、法律效果、构成要件及边界作进一步探讨。

[61]从法益衡量角度看，一旦公共利益具有优先性，则排除个人支配权。克勒普夫勒主张，应当区分基本权利规范是否明文规定放弃的可能性予以对待。而抽象价值决定与个案中的法益衡量并不相同：前者应直截了当地解释为基于父权主义的视角，限制法益主体处分权。（二）不得违反客观价值秩序通说认为基本权利具有双重性质，兼具主观和客观法面向。何况代表能否同意公开自己的投票结果或者放弃投票秘密非无疑问。[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张连起、张国莉诉张学珍损害赔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89年第1期，第23-24页。

它不仅是个人主观请求权，也是客观价值秩序组成部分。一旦基本权利主体将基本权利某一部分从保护范围中剪裁出来并予以放弃，则对该部分的干预不再落入保护范围之中，由此排除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本质内容保障、正当程序原则、司法审查等法治国原则的适用，基本权利主体不再享有防御请求权。

不过，可以反驳如下：首先，法谚有云，证明责任之所在，败诉风险之所在。[72]参见注[9]， Kluas Stern书，S.889.[73]参见注[27]， S.59。

例如，一般情形下，不能认为患者签署手术同意书系对健康权、身体完整性乃至生命权的放弃，相反，其所以允许医生干预自己的身体完整性恰恰是为了实现前述利益。[84]刑法学之所以如此，或许因为在实体层面，多数情形下刑法所介入的仍是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仍然应该强调对法益主体自律性的尊重，反之，或将被害人客体化，使之成为国家维护自身秩序的媒介，以至于减损刑法的补充性和谦抑性。

[36]因此不具备可归责性要件，国家措施亦不构成基本权利干预。由于该概念兼具超验性和规范性，故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务上，其内涵的实定化都存在相当难度。3.基本权利相对人对放弃的认知。就国家而言，它具有授权和减负功能，可以正当化基本权利的干预和限制。

依照对同意者不生损害原则，仅当干预违背了相对人意志，才有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88]此外，一般认为基本权利放弃应当具有现时性，通常情形下不承认面向未来的放弃。

而今通说认为，只有在充分了解事实的基础上方可放弃。对息访息诉类行政协议的法律地位问题，从检索到的刑事和行政判决来看，多未直接予以回应，处理结果存在较大分歧：在部分刑事判决书中，一般将已经签订息访息诉协议后又上访申诉视为无理缠访缠诉，并认定为敲诈勒索的手段，这表明法院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此类协议拘束力。

[68]Vgl. John L. Worrall, Criminal Procedure, New York: Pearson（2018）（3）, p.92.[69]参见[日]山口厚：《刑法总论（第2版）》，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4-155页。在撤回时点前因同意而为的高权行为的合法性不受撤回的影响。

[46]Vgl. Kai Cornelius, Vom spurlosen Verschwindenlassen zur Benachrichtigungspflicht bei Festnahmen, Berlin: Berliner Wissenschafts-Verlag（2010）, S.339f.[47]参见注[26]，第95页。以人大会议为例，时有电视台播出代表按表决器的清晰画面。[98]参见注[61]，第190-194页。赋予法益主体的同意以一定效果，系源于对个人自我决定权的尊重。

注[66]， Rn.11.[74]Vgl. Rauni Ahammer, Der Grundrechtsverzicht als dogmatische Kategorie, Baden-Baden: Nomos(2017), S.104.[75]参见注[44]，第90页。[72]放弃的意思表示须是自愿的，而非出于欺诈、强制或者胁迫的方具有效力，[73]因为只有自愿作出的决定才能将个人自治意志表达为个人人格发展。

张翔、赖伟能：基本权利作为国家权力配置的消极规范——以监察制度改革试点中的留置措施为例，《法律科学》2017年第6期，第30-40页。特别是当民警在未表明身份的情形下冲进卧室时，张某更是反抗，因此，公安机关和民警不能以之作为侵入住宅行为的违法阻却事由，由此获得证据也不得作为处罚的根据。

二是干预措施是否侵犯了公民隐私权，即在家看黄碟的行为是否落入隐私权保护范围？几乎没有人关注过张某同意民警进入诊所的法律效力。具体如下：1.单纯或者事实的不行使基本权利不是基本权利放弃。